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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8-07 10:53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晚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于新旧民主革命转变时期重新寻找革命途径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历史已经证明:三大革命政策,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正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确立了这三大革命政策,所以才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4页。]。如果没有这三大革命政策,根本谈不上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

尽管台湾、港澳和国外的一些学者或闭口不提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或对三大政策的科学概念提出种种非难,但三大革命政策作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重要体现,作为他晚年思想飞跃的主要标志,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其丰富的内涵。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以往对三大革命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它的形成、它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以及这些政策对中国近代革命的深远影响与作用等方面,本文试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作些探讨,以证明毛泽东关于“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在此基础上澄清港台及国外某些学者否认或非难三大革命政策的奇谈怪论。

“联俄”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发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幻想破灭,并在十月革命后对苏俄进行观察、接触、比较后,深切认识到俄国是中国革命的真诚朋友的结果。孙中山“联俄”的目的,是旨在通过联合苏俄来达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国际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由于孙中山实施“联俄”,从而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对于孙中山的这一重大决策,不能认为是他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者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抉择。

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归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进行的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和颂扬,明确地提出中国民主革命必须“以俄为师”。

孙中山十分崇敬列宁。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18年夏间,他就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指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注:《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随后,孙中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他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党缔造的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新世界,中国革命应学习苏俄的经验与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决心改组国民党的出发点。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进行了屡起屡路的奋斗,一直在苦苦思索不断失败的原因。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胜利,给孙中山以震动和启迪,通过了解与比较,他认识到:“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以后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应坚持“以俄为师”的方针。1924年1月底,他在接见苏俄军事顾问小组时表示:“在现在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注:契列帕诺夫:《忆孙中山》,《孙中山生平事业追亿录》第459页。]。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更加明确地强调:“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注:《致蒋介石函五件》,《孙中山选集》第948页。]这一信念,孙中山至死不渝,他在临终前还坚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它将激励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注:《孙中山致苏俄遗书》,《向导》第108页。]。

第二,孙中山多次指出中俄两国是友好的兄弟之邦,确定中国革命应与苏俄互相提携、互相支持,协同奋斗。

早在上海与苏俄左派民主分子马特维也夫------博特雷等人会见时,孙中山就表达了“准备在中国和苏维埃国家之间建立起深刻的国际主义的友好联系”的愿望[注:《苏中友好》1958年第39期。]。1921年12月,孙中山在广西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谈时,双方又讨论了中苏“结成联盟的可能性”等问题。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孙中山一方面经历了陈炯明叛乱的挫折,一方面又与苏俄代表接触而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逐步坚定了公开与苏俄结盟的决心。1923年1月26日,他在与俄国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多次会谈的基础上,签署和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一宣言的正式公布,表明孙中山已经在实际行动上迈出了公开联合苏俄和与苏俄结盟的第一步。

国民党实现改组和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反复说明中俄两国是兄弟之邦,应该在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合作共进。1924年1月,孙中山代表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给全俄苏维埃驻北京代表加拉罕去电,感谢苏俄政府和人民对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祝贺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表示相信“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7号。]。苏俄政府同北京直系军阀政府签订《中俄协定》后,孙中山即指出这不会影响他的政府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7月14日,他授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俄协定》发表宣言,对苏俄自愿放弃它在中国的特权及废止沙俄政府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约,表示感激,强调:“此后两国人民益当互相了解,以共同努力于互尊主权,互助利益之途。”[注:《国民党对中俄协定宣言》,1924年7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3日,他在长崎接见记者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同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注:《对长崎新闻记者之谈话》,《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第109---111页。]当时,他还与当地曾驻西伯利亚的某武官会见,“作稍长时间之谈话”,向武官“详询俄国革命时情况”[注:孙中山先生治丧处编:《哀思录》卷4,第5页。]。孙中山北上抵天津后,不但没有接受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要他放弃“联俄”政策的所谓“劝告”,还于12月5日告诫日本记者:“联俄”乃亚洲民族利益所在,日本政府不该“尽步欧美人之后尘”,它欲图“还东亚民族之真光,而最要者,首应承认苏俄联邦共和国”[注:《大元帅抵津后之言行录》,1924年12月22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北京行辕病榻上签署的“致苏俄遗书”,更集中地表达出他希望中俄两党两国长久携手奋斗的遗愿:“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希望“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注:《孙中山致苏俄遗书》,《向导》第108期。]。这无疑也是孙中山对其“联俄”政策的最后表述。

第三,孙中山热切希望苏俄能帮助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欢迎并感谢苏俄的政治军事援助,并与苏俄使华人员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

现有的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在与苏俄代表的接触与会谈中,商研苏俄政府如何援助国民党进行革命斗争,占有突出的位置。据上海英美公共租界的情报记载,1920年底苏俄使华的代表就曾应诺孙中山:等国民党在广州建立政府后,苏俄政府将为国民党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编:《警务情报》,1920年12月17日。]。孙越宣言发表后不久,1923年3月,苏俄政府决定选派政治、军事顾问到中国南方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并为孙中山的政府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注:维什尼科娃·阿基莫娃:《在中国革命的两年(1925---1927年)回忆录》第126页。]。孙中山多年谋求外援的努力终于在苏俄身上得到实现,他由衷地感谢苏俄政府的援助。孙中山十分珍惜并希望能继续得到苏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1923年下半年,根据孙越宣言的精神和孙中山的请求,苏俄政府陆续派遣政治与军事顾问团人员前来广州协助国民党开展斗争。孙中山对顾问团人员十分友好,对苏俄政府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庭尤为敬重,先后聘请鲍氏任国民党党务训练员、陆海军大本营高等顾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顾问、革命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他曾高度评价鲍罗庭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注:《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年)第78页。]。鲍罗庭驻广州期间,孙中山每遇重大问题,总要鲍罗庭参与或找他征询意见。如曾让鲍氏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又让鲍参加指导广州及上海国民党改组的试点工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一些国民党元老劝孙中山取消已起草好的大会宣言,而代之以国民政府大纲。孙一时拿不定主意,即于1月23日上午找鲍罗庭商量。后在鲍罗庭说服下,孙中山决定维护大会宣言的尊严,让大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70---74页。]。国民党一大后不久,鲍罗庭为协助加拉罕办理中俄协定交涉赴北京,孙中山与他保持密切的函电联系,支持苏俄政府的严正立场。孙中山不仅自己敬重鲍罗庭,听取他的意见或建议,并且还要求国民党员也这样做。1924年11月北上前,他训示蒋介石等人说:“鲍罗庭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注:《蒋介石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政治周报》第4期。]于此可见孙中山对鲍罗庭的敬重和信赖之深。

“联共”政策,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中心。这是他为了拯救国民党和使中国民主革命得到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正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了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才获得了新生,它才得以联合国内工农民众,结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

对于“联共”这一科学概念,国民党官方的史籍及外国一些学者往往加以非难和指责。有的说:“所谓孙中山三大政策之一‘联共’,纯属虚构。孙中山仅仅说了‘容共’。”[注:(西德)郭恒钰著、李逵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73页。]有的说:“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期,只有‘容共’,并没有听见‘联共’。”[注:陈公博:《再论第三党》,《革命评论》第3期。]或说:“‘联共’二字本不见条文。我们国民党条文上,止有容纳共产党员入国民党而已。”[注:《国民党员会议上之重要谈话》,1927年4月6日《申报》。]的确,孙中山生前没有说过“联共”这两个字。由于当时是采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所以孙中山不将两党的合作看作是平等合作,而视为是容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进行革命。1924年2月,他在广州会见日本报纸经营家松岛宗卫时,就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员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注:《与日本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合集》第4卷第536页。]但是同样的,在目前所见到的孙中山的全部著作中,也找不到“容共”两个字,他也没有说过“容共”(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第1册中有《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这中间‘容共’两字系40年代林百举改动加上去的,台湾编书者沿用而来)[注:该篇文章,原是孙中山给全党的训词,《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出版)用《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刊出。1924年3月,《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公开发表时,分别标题为:《总理劝勉党员》、《中国国民党总理劝勉同志书》。40年代林百举将之后收入《总理史迹稿》时,改名为此名。]。实际上,“联共”和“容共”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对孙中山实施的联合共产党人政策所作的不同概括与表述。就这两个概念的科学性来说,前者更为确切妥当,因为“联共”概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本质内容,而“容共”仅指出了当时两党合作的方式;就这两个概念的大小范围而言,前者包括了后者,因为“容共”只是“联共”的一种方式------党内联合的方式。既然“联共”与“容共”都不是孙中山的原话,前者又比后者更确切,那持“容共”说法的人们对“联共”提法的指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不管如何概括,都不可否认孙中山生前确实确立并实施过与共产党人联合的政策。这种联合的方式就是党内的合作共事,他的“联共”政策是客观存在和不容抹煞的。

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国民党的大门,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立了以跨党的办法作为建立两党友好合作的方式。

孙中山广州蒙难脱险于1922年8月中旬抵达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法租界会见了他,继桂林会谈之后再次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组织形式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主动、热情的态度支持孙中山。孙中山大有患难遇知交之感,他表示同意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这期间,他多次与共产党人李大钊会晤,“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注:《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第890页。]。于是,孙中山断然抛弃以往国民党《规约》中关于“党员不得兼入他党”的规定[注:《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中国国民党规约》,《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8页、第143页。],欢迎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仍兼跨共产党党籍。他还亲自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主盟。这实际上是孙中山实施联合共产党和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开始。此后,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等及大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先后依照孙中山确认的“跨党”原则,加入了国民党,从而为逐步建立起两党党内联合革命战线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当年之所以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共产党人有“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是他所需要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注: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他在回答夫人宋庆龄问到为什么要吸收共产党人入国民党时,明确地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注:《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第109页。]显然,孙中山就是将共产党人作为救活垂危病人的新鲜血液,而将之输入国民党这一肌体中去的。

其次,孙中山热情欢迎和信托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全部工作,以便靠共产党人的帮助,来实现其振兴国民党和建立两党党内完全合作的计划。

从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一次改进会议,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圆满结束,在国民党改组整个过程的每个阶段,孙中山始终委派共产党的负责人参与工作,帮助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至12月,孙中山先后在上海三次召集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负责人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规划,委派起草改进案委员会和审议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及改组宣言等。这期间,他先后指派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及党员林祖涵参加了会议,并指定陈独秀为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3年1月,陈独秀又被他指派为中央参议会参议之一,林祖涵被任命为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同年10月,孙中山决定设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负责改组事宜,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面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他又委任谭平山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孙中山还让瞿秋白协助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向鲍罗庭,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章、国民党一大宣言等重要文件。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展工作后,除廖仲恺外,谭平山是执行委员中负责任最多的人,他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国民党周刊》撰述、改组宣言起草员等项工作,为筹划国民党改组出力。

孙中山信赖共产党人,放手让共产党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做法,受到部分国民党元老党员的责难。孙中山明确地回答他们说:“目前革命工作情绪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这次党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共同从事革命工作。”[注:黄季陆:《谈当年容共第一幕》,1957年6月29日台北《联合报》。]他还在邓泽如等反对共产党人参与改组的呈文上批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并说明改组的文件系自己委托鲍罗庭起草的,训令邓等对共产党人参与改组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注:《批邓泽如等的上书》,《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廖仲恺、谭平山等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根据孙中山关于和共产党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指示,在广州市国民党改组、重新登记党员等一系列工作中,积极让共产党人参与领导和实际工作。当时,谭平山是广州市党员登记委员会委员之一,共产党员冯菊坡等是区分部组织员。在后来广州新成立的区党部和区分部中,有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鸣、杨石魂、周文雍等10余名中共党员,分别担任了执行委员等重要职务。正是他们努力与国民党人一道迅速完成了广州国民党改组的试点工作,体现了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强大生命力。

广州、上海及其他各地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各地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的过程中,孙中山十分注意各地应有共产党人的代表,为此他亲自指定了共产党员代表9人,这就是谢晋、沈定一、于树德、李永声、詹大悲、陈独秀、谭平山、李大钊、瞿秋白。在孙中山关怀下,各地又选出共产党员代表17人,他们是林祖涵、李能至、于方舟,罗迈、夏曦、张国焘、毛泽东、胡公冕、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烬美、陈镜湖、赵干、袁达时、刘芬。这26名共产党员代表约占国民党一大代表总人数的12%强。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孙中山指派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让他自始至终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由于孙中山的支持,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3人及沈定一、林祖涵、于方舟、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7人,分别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机构。会议排除了右派的干扰,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圆满地实现了孙中山在党内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决策。

再次,孙中山让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各部门各级的领导职务或实际工作,使两党成员在党务、军事、工农运动、对敌斗争等方面合作共事,协同奋斗。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视共产党人为亲密的同志与战友,给予充分的信赖,让一大批共产党员担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职务:谭平山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瞿秋白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林祖涵担任中央农民部长;杨匏安担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彭湃、冯菊坡等人担任了中央农、工等部的秘书(当时不设副部长,部长以下即为秘书,协助部长工作)。李大钊、张国焘、于树德、于方舟等回到京津地区,瞿秋白、毛泽东等奔赴上海,稍后分别担任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的领导职务或重要工作。还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各省------如董必武、陈谭秋等在湖北,夏曦、何叔衡等在湖南,宣中华、沈定一等在浙江,朱季恂、候绍裘等在江苏,方志敏等在江西,都分别担任该省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孙中山本人直至逝世前不久,还加派李大钊为移设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这样,就使国共两党成员在党务方面共同负责,协力合作。这种情况在国民党二大后和武汉革命政府时期,更有所发展和加强。

国共两党成员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两党共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和建设国民革命军,以及并肩携手同买办阶级和军阀进行军事斗争等方面。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就有共产党员张申府参与其事。军校正式成立后,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有张申府、周恩来、包惠僧、熊雄等,他们大力协助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军校的政治教育和建设,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多。黄埔军校的各期学员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校内党的建设也有共产党人出力,严凤仪、金佛庄、李之龙曾担任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军校从创建教导团开始就设立了党代表制度,这种优良制度后移植到国民革命军中去。从教导团到国民革命军,担任军事职务的虽多为国民党人,但也有共产党员如叶挺、蒋先云、周士第等,而在军队中担负政治领导工作的党代表,则有中共党员约1500余人。其中担任各军军、师一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的就有周恩来、鲁易、包惠僧、李六如、李富春、方维夏、肖劲光、朱克靖、林祖涵、吴少默、廖乾五、罗汉、张善鸣、王文明、黄日葵、彭泽湘等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滇桂军叛乱,乃至后来的北伐等战斗中,国共两党将士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的血和汗、甚至追悼阵亡将士的热泪都是流在一起的。

在指导各地工农运动方面,国共两党成员也是共肩责任和协同工作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的工人部、农民部,都有两党成员参加领导或实际工作;共产党人在各地发动组织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大多得到国民党人的支持与配合。上述所有国共两党多方面的实际合作,无疑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生动体现。

最后,孙中山不断警告与训斥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言行,驳斥中外反动势力散布的“赤化”、“共产”等谣言,始终坚持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人的决策极为仇视,不断加以反对。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反共的国民党员冯自由等就抛出警告李大钊等人书,妄图破坏两党合作。孙中山获悉后,申斥冯等人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注:《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冯自由等人作出检讨“认错”以后,孙中山于3月2日发出致全党同志书,要求全党同志“祛除臆惑”和打消“无意识之疑虑”,谨防敌人和造谣生事者“破坏之行为”。他强调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党之新机”所在,应“来者不拒”。

国民党右派党员破坏国共合作和反共产派的活动,并没因孙中山的劝告而停止。从1924年6月开始,广州、上海、北京等地掀起了一股“检举”与“弹劾”共产党人的逆流,其中尤以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人于6月18日向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弹劾书”影响最大。为了解决“联共”政策引起的纠纷,国民党中央在孙中山过问下先后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张继等人的“纠举共产党案”。7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了重申“联共”政策的“党务宣言”。8月21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依据前一日孙中山主持的第六次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案,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等两议案,再次肯定联合共产党的必要。

这期间及后来,孙中山还通过讲演或与人谈话等方式,多次警告“反共产派”的党员,坚持与维护“联共”政策的实施。他在1924年秋讲演民生主义时强调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924年11月,孙中山毅然接纳中国共产党一年前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政治主张,领导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他同月北上途经上海时,对国民党员石克士、何世桢等人诬陷共产党人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并申斥石等“自己不奋斗而妒他人(指共产党人------引者)之奋斗,殊属可耻!”[注:《中山到沪与共产党之活动》,1924年12月2日《顺天时报》(北京)。]

国共合作之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大造谣言,说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将实行“共产”。对此谣言,孙中山亲为驳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秉孙中山旨意,发布了辟共产与赤化谣诼的文告,揭露造谣者的险恶用心,指出共产主义决非洪水猛兽,告诫国人应“祛除对于‘赤俄’、‘共产’所怀之恐怖。当知世间一切新发现之思想或主义,苟能在日光底下,与世人共相研究者,决无危险,决非可怖”。并强调此次国民党改组和吸收共产党人为新同志,旨在师法苏俄革命党以救济中国,非必实行“共产”[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辟谣》1924年3月26---4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正是由于孙中山旗帜鲜明地维护“联共”政策的实施,才保证了两党的合作在斗争风浪中日益巩固和发展。

“扶助农工”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之一。这一政策在国共联合战线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内容极为丰富,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在逐步认识了工农大众的力量和他们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确定国民党必须依恃工农、唤起工农进行革命斗争的方针。

孙中山数十年的革命奋斗,屡起屡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在长时间内不明白革命斗争必须动员和依靠广大工农大众。直到陈炯明叛变之后,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才开始认识和正视以往革命没有依靠民众这一致命的弱点。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指出:“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他认定:“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注:《要靠赏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国父全集》第2册第559---566页。]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更明确地表达了他今后依靠民众进行斗争的思想。宣言指出:“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注:《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页。]

随着斗争的发展,孙中山深切地认识到民众的主体------工农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确定了国民党必须唤起工农和依靠工农进行奋斗的方针。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充分认定:农民和工人处于贫乏、劳苦之地位,他们“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因此,“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宣言还强调国民党的使命必须是“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第593---594页。]。

对唤起民众一事,孙中山本人身体力行。他多次对工农代表发表这方面的讲演,他北上期间力倡召集有9团体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他在临终遗嘱中,还谆谆告诫党人:欲达国民革命成功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注:《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页。]。

其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共产党人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民、工人运动开展的方策与措施,在唤起民众投身国民革命运动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孙中山从“增进国民革命之实力”出发,制定了国民党“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的政策。为使这一政策得以贯彻,他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新成立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工人部、农民部,负责指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对于工人部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执行委员会,对于农民部设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人才,以及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等,都热情地给予大力支持。

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为扶持农民运动的开展,先后两次发出《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强调国民党对于各地的农民运动,唯有“根据主义,作切实之辅助与诚恳之指导”[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35页。]。各级军政官员“如有不遵奉党纲保护农民利益者,政府即应褫夺官职,永不叙用”,“本政府为实行历史上之使命,谋最大多数人民之最大幸福起见,对于农民利益,自当竭力拥护”,“凡吾党势力所及之地,必当以全力赴之!”[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38---139页。]

(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大力赞助广大工人、农民组织革命团体和工农武装,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法规。国共合作后,由于大批共产党人从事农工运动的实际工作,农工运动出现了好势头。孙中山对此十分欣慰,多次号召广大农民、工人在政府赞助下,尽快组织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为了使农民、工人组织团体有章程可循,孙中山于1924年7月亲自核准了中央农民部拟出的《农民协会章程》颁发施行;10月1日,他又以大元帅名义公布了廖仲恺等人草定的《工会条例》。前者规定了全国各级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办法,后者则详细规定了各级工会的组织办法及其享有的权利。上述章程和条例,保证和促进了农工运动的发展,加上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农民部及广州革命政府当时遵照孙中山的旨意,采取了一系列奖掖和支持工人组织工会与工团军、农民组织农协会与农民自卫军的措施,终使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走向高涨。

(三)孙中山确定了欢迎工农大众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早在1922年春香港海员罢工的过程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就与海员工人有过密切联系,并于罢工之后吸收了香港、广州、汕头三地约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7页。]。国民党一大结束后,由于共产党人在各地努力工作,国民党与工农的关系密切起来,不少工人、农民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如在广州市,仅油业工人在一个月内就约有800人“填愿书加入国民党”[注:《广东工农新运动》,1924年3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而在7月份,沙面罢工工人“签名加入国民党者,有九百余人之多”[注:《沙面工潮案翻第五日》,1924年8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众多工农分子的加入,使国民党的成分发生了改变。据谭平山报告说,广州市统计国民党员“在一万人的时候有三千是工人”,“各县党员的成分,大概以农民为多数”[注:谭平山:《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2册204页。]。这种情况在其他各省也大致相似。它表明国民党已开始将工农革命分子作为主体力量。

(四)孙中山从实施民生主义着眼,制订改善工农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规定。

尚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筹备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就宣布自己是“劳工之友”,明确表示“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注:《西报载孙总统最近谈话》,1922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他还具体提出“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等具体主张[注:《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页。]。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设立“农民银行”,以免高利贷者之盘剥。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第593页、第596---597页。]。孙中山在后来的演说中还多次强调改善工人待遇、解除农民痛苦、为工农谋求利益及幸福的必要性。一些工农团体在其文告宣言中,也反映出这一思想。广州工代会宣布:“我们的使命……是要提高工人的地位,增加工人的利益。”[注:《工人代表会开幕之情形》,1924年8月17---18日《广州民国日报》。]顺德农团的章程,则标明其“以维持种植,自卫农圃,保护农民生命财产为宗旨”[注:《国民党执政下之工农》,1924年2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

其三,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与共产党人一道,热情而切实地支持广大工人、农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一场以工农为主力军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广东兴起。当时广大农村的反封建斗争,主要是以农民在各级农民协会领导下的抗租形式出现。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对农民起来抗租表示同情和支持。政府在第二次对农民运动宣言中,揭露封建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指出农村中的“田租过重,实为农民永远之致命伤”。宣言充分肯定农民协会进行减租和抗租斗争的正义与合理性,指出“近日减租之案屡见,是诚农民万不得已之要求”;而各县土豪劣绅捣掠会所、杀害会员、压抑减租之事,也屡有所闻。“重田兴业,为政府职责所关,苟再有事仇视及摧残者,政府必从严办,不稍轻贷”[注:《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36---138页。]。

当花县、广宁等处农协会领导的减租斗争开展起来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尤其是在1924年底的广宁农会抗租斗争中,农民部长廖仲恺秉孙中山之意,代为起草大元帅令,派遣元帅府所辖铁甲车队驰赴广宁支援农民自卫军,且谕令粤军第三师派出部队进驻广宁,协助农民自卫军和铁甲车队消灭地主武装民团,从而保证了这场抗租斗争能取得胜利。

对于工人反对资本家压迫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同样给予大力支持。1924年上半年,先后爆发了广州粮食理货工会要求加薪、广东江门油业工会反抗商团迫害、新会葵业工人反对店东、香山集贤工会及理发工会反对商团等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都站在工人大众一边,支持他们正义的要求,斥责商团和店东的罪行。

1924年7月15日,广州沙面800多华工在共产党人领导下,为抵制租界当局订出“新警律”,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维护国体与人格的大罢工斗争,孙中山及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斗争给予支持与赞助。沙面罢工发生的当天,孙中山即派陈友仁赴沙面与英国领事交涉取消侮辱中国工人的“新警律”。沙面租界当局在工人罢工打击下,于7月20日和8月6日两次派英、法领事谒见孙中山,请政府令各罢工华人复工。孙中山明确答复说:“我不能剥夺人民自由权。系铃解铃,还须贵领事善自反省。”[注:《沙面工潮可期解决》1924年7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此次沙面华人离工风潮,系出自工人之自动,政府似未便干涉,以压迫民意。”[注:《领事团竭见帅座情形》,1924年8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显然,孙中山支持工人们的正义要求,认为在沙面当局未答应工人提出的取消新警律等复工条件以前,政府当支持工人斗争下去。由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共产党人领导的沙面大罢工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们各自还包含丰富的内容;任何否认、歪曲、阉割三大革命政策的企图与做法,都是徒劳的。毛泽东曾对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0页。]又指出,正是由于孙中山坚持与实施了三大政策,才建立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发动了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使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页。]。三大政策的伟绩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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